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发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勤劳智慧的中国先民们点土成金，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我国陶瓷发展史来看，一般是把“陶瓷”这个名词一分为二，为陶和瓷两大类。通常把胎体没有致密烧结的粘土和瓷石制品，不论是有色还是白色，统称为陶器。
其中把烧造温度较高，烧结程度较好的那一部分分称为“硬陶”，把施釉的一种称为“釉陶”。相对来说，经过高温烧成、胎体烧结程度较为致密、釉色品质优良的粘土或瓷石制品称为“瓷器”。
中国传统陶瓷的发展，经历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种类繁杂，工艺特殊，所以，对中国传统陶瓷的分类除考虑技术上的硬性指标外，还需要综合考虑历来传统的习惯分类方法，结合古今科技认识上的变化，才能更为有效地得出归类结论。
(公元581至618年)隋朝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青釉印花带盖唾壶，通高14.2厘米，口径8.4厘米，足径10.6厘米。壶盘口外撇，短颈，溜肩，半腹下垂，腹下略收，宽圈足。盖卧槽，钮如腊扦状。通身施淡青色玻璃质透明釉，施釉不及底，近足处露灰白色胎骨。肩部暗刻三角纹边饰一周，腹印团花、树叶及忍冬纹一周。
隋代青瓷继承南北朝青瓷的优良传统，釉色青绿而透明，釉面有细碎的片纹，玻璃质感极强。此唾壶造型敦厚，青釉明亮，所用印花技法为戳印，花纹简洁浅显而疏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釉兔钮莲瓣纹权，高12厘米，底径12.7厘米。权平底，底心有一圆孔，中空，顶部饰一兔钮。器身薄施一层青釉，釉色泛黄，施釉不到底。外壁模印莲瓣纹一周，上为6组团花，间以条纹。
此权造型端庄，兔形栩栩如生，釉面玻璃质感强，开细碎片纹，模印之纹饰清晰，布局规整，线条流畅，富于艺术美感。此权为隋代青瓷器的典型之作。
白釉罐，高19.2厘米，口径9.7厘米，足径15.2厘米。罐唇口，无颈，溜肩，肩下垂直至足，平底无釉。胎骨呈白色，较为厚重。内外施白釉，外壁近足处釉不及底。釉薄而匀净，纯白无暇，布满细碎开片。罐体造型饱满端庄，优雅而古朴。
青釉刻划莲瓣纹四系盘口瓶，隋，高43厘米，口径 15厘米，足径13.5厘米。瓶盘口，长颈，溜肩，肩部置四个由双股泥条制成的竖系，鼓腹，腹以下渐敛，近底处外撇。
通体施青绿釉，釉仅及腹下部，釉下施有洁白的化妆土，釉面开有片纹。釉下纹饰为划花和印花，颈、肩部均戳印圆圈纹，肩部有两道划花纹饰，上为覆莲瓣纹，下为忍冬纹，腹部三道划花纹饰，上下均为覆莲瓣纹，中为忍冬纹，每层纹饰间均以弦纹相隔。
由于考古工作者在安徽淮南窑址曾发现这种四系盘口瓶标本，在安徽地区隋代墓葬中也曾出土这类四系盘口瓶，由此推断，这件四系盘口瓶应为安徽淮南窑制品。
淮南窑黄釉高足盘，隋，高12.5厘米，口径 27.5厘米，足径14.5厘米。此盘直口微外撇，盘心坦平，有印花装饰，并有五个支钉痕，下承以空心喇叭状高足。通体内外施黄釉，但外壁仅施半截釉。高足盘是南北方瓷窑普遍烧制的器形。隋代这种器物比较流行，在隋代的绘画、壁画上都可见到。
（公元618年～907年）唐朝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
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同时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 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三彩的工艺
唐三彩釉陶是唐代陶瓷中具有特殊作用和风格的一枝奇葩，它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表明了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洛阳博物馆藏唐三彩骆驼
初唐时期，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
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黄、白、蓝、黑等，有的一色单用，有的多色搭配使用。上釉前先挂一层化妆土，然后再一步一步挂上各种色釉以实现其造型和装饰的整体效果；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
中晚唐时期，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
洛阳博物馆藏唐三彩盖罐
唐三彩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
白色陶胎的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1000℃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唐三彩釉陶的造型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
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三彩盖罐，通高23.5厘米，口径12.8厘米，足径12.8厘米。罐口微撇，短颈丰肩，肩下渐收至底，平底圈足。罐盖尖顶，出边，直口，盖与罐口不吻合，略小于罐口。罐口施黄釉，罐身施釉不到底，以绿釉为地，衬以白点及黄道组成的菱花图案，盖面以绿釉为地，衬以白点及黄道组成的四瓣纹饰。
唐三彩陶器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成果。此件三彩盖罐是唐三彩的代表作，釉彩鲜明亮丽，纹饰仿唐代流行的缬蜡染织物的图案纹样。尤其是此罐器形完整，更为难得。
三彩烛台，高29.8厘米，口径7厘米，足径12厘米。烛台分上下两部分，上盘小，下盘大，中间承以起弦圆柱，圈足外撇，上盘中心立杯形烛座，通体施蓝、黄、绿、白彩釉，底素胎无釉。这件唐三彩烛台造型实用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雅致，又在三彩中点以蓝彩，更增添了器物的华贵韵致，是三彩器的上乘之作。
三彩刻划三足盘，高6厘米，口径27.7厘米，足距 17厘米。盘口为板沿式，平底，下承3足。通体以绿釉为地，盘心刻一团花，外环荷花、花蕾及荷叶纹，施以黄、绿、白三色。底无釉。此盘造型规整，盘心图案以刻花方法填彩而成，画面呈现凹凸状，立体感强。由于采用了素烧工艺，胎体致密，釉色以绿彩为主，色调清新淡雅，在三彩盘中较为少见，堪称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三彩双系罐，高1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6.9厘米。罐呈扁圆形，口内敛，平底，口外两侧各有一系。器内施黄釉，外壁以绿釉为地，上以白、黄、绿三色点染花朵。器施半釉不到底，露胎处呈白色。此罐器形虽小，但丰满端庄，模制成型的双系唐三彩罐的一个主要特征。此罐以瓷土作胎，胎体坚致洁白，烧成温度较高。在巩县三彩窑址中曾采集到与此罐双系及彩斑相同的残片，由此可知此罐为河南巩县窑产品。
（左）三彩凤首陶瓶（右）三彩叶口壶唐代胡瓶，
受波斯文化影响非常突出，具有萨珊式银执壶特征。
唐三彩骆驼俑
唐代正式形成“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
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
北白
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
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青釉凤首龙柄壶，通高41.3厘米，口径19.3厘米，足径10.2厘米。壶盖与壶口吻合成凤头状，使得壶整体颇似一只挺立的凤鸟。壶柄塑成一直立的蟠龙，龙口衔住口沿，作窥视探饮状，前肢撑于壶肩部，后肢立于喇叭形底座上。壶体以塑贴和刻划技法装饰。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手舞足蹈的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
口沿、颈、肩及胫部饰以联珠纹、莲瓣、卷叶或垂叶纹各组纹饰间以弦纹相隔。此壶胎体厚重，釉层凝厚，玻璃质感强，带有北朝以来北方青瓷的遗风。其装饰纹样繁复，结构严谨，层次清晰。
白釉奓斗，高9.9厘米，口径12厘米，足径6.9厘米。奓斗口外撇，口沿呈漏斗形碗状，扁圆腹，平底。器里外施白釉，底无釉。此件奓斗胎质洁白细腻，釉色莹润雪白，造型规整大方，在唐代白瓷中属上乘之作。
白釉狮子，高10.8厘米底径6.3厘米。狮子昂首，两眼凸起，双耳直立，张口露齿，长须卷发，前腿直，后腿曲，尾上卷，伏卧于台上。狮的眼睛及腿部均点以褐彩。台为长方形，上下垂直，四周施褐色釉，深处呈黑色。唐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达，制瓷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瓷器品种与造型新颖多样，此件白釉狮子姿态雄健，浑厚古朴，为唐代瓷塑艺术的一件杰作。
白釉葵瓣口杯，高6.2厘米，口径7.5厘米，足径 3.4厘米。杯口呈葵瓣式，口下渐收，圈足。器里外均施白釉，外壁施釉不到底，近底处露胎。葵瓣口样式的瓷器来源于同时期的金银器，因制瓷工艺的改进提高，使瓷质实用器的品种得以丰富，生产数量加大并部分替代了金银器具，此杯的造型即模仿金银器而来。
巩义窑白釉弦纹yi，唐，高8.5厘米，口径19.3厘米。yi撇口，折腰，腹部凸起弦纹一道，平底。口边一侧出槽形短流。胎体洁白。里外均施透明釉，釉层显现碎开片。弦纹碗、弦纹yi是河南巩义窑常见的器形，造型仿唐代金银器，除白釉外，还有蓝釉品种。
邢窑白釉皮囊式壶，唐，通高12.5厘米，口径2.2厘米，底径12.5厘米。壶提包式，上窄下宽，形似袋囊。顶端一侧为短直小流，中间有一曲柄，另一侧饰一曲尾。袋囊的转折处饰有凸起的摺线纹，中间亦饰凸线一道。此壶通体饰白釉，在有装饰线的积釉处，釉泛青白色。平砂底，以行草书体刻划工匠名称“徐六师记”四字。此壶的造型源自唐代的金银器，具有稳重、大方、实用的特点。
邢窑白釉壶，唐，口径7.5厘米，足径7厘米，高17.5厘米。壶敞口，长圆腹，平底，小短流，颈与腹部有曲柄相连。通体施白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器物造型端庄规整，釉色洁白莹润，属邢窑白瓷中的细白瓷，体现出唐代邢窑白瓷“似雪似银”的素雅与优美。
邢窑白瓷碗，唐，高7厘米，口径8.1厘米，足径3.8厘米。此碗唇口，腹壁斜出水平面呈45度角，玉璧形底。釉质白润莹厚。玉璧底碗始出现于唐代，以底足像玉璧而得名，当时得南北方瓷窑中普遍烧制，外国的很多古城、古遗址中也出土有中国出品的玉璧底碗。这种碗的品种主要是白瓷和青瓷。口边有唇口和不带唇口的两种，碗壁有的直壁斜出，有的微带弧度，足一般宽而浅，中心凹处有的施釉，有的无釉。
南青
越窑青瓷在这一时期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
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越窑青釉瓜棱壶，唐，高20.4厘米，口径8.9厘米，足径9.4厘米。壶撇口，束颈，溜肩，长圆覆，圈足。通体呈四瓣瓜棱形，肩部一侧置短流，另一侧置曲柄，与流、柄成十字形的颈、肩之间置双系。通体内外及圈足内均施青釉。此壶造型圆润饱满，釉质润泽，为唐代越窑的代表作。
越窑青釉八棱瓶，高21.7厘米，口径2.3厘米，足径7.9厘米。瓶直口，长颈，腹部呈八棱形，圈足外侈。灰白色胎，质致密。釉呈浅青绿色，唐人陆龟蒙诗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道出了越窑青瓷的釉色特点。
越窑青釉直颈瓶，高22.4厘米，口径2.3厘米，足径7.3厘米。瓶直口，长颈，颈上细下粗，硕圆腹，圈足。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细腻，发色纯正。唐代越窑青瓷以其釉色之美著称于世，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此瓶应为晚唐烧制的越窑精品。
青釉执壶，唐，高13.4厘米，口径5.9厘米，足径7.3厘米。壶撇口，短颈，溜肩，鼓腹，浅圈足。圈足上留有五个支烧痕。颈部一侧置八棱短流，另一侧为曲柄。壶内外施釉，釉色青中闪黄，晶莹透澈，釉面开有细小的纹片。
出土于浙江绍兴唐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墓志记载该墓的年代为唐元和五年（810年），因此这是一件有确切年代可考证的器物，是鉴定唐代越窑器物的标准器，反映出9世纪初越窑器物烧造水平。1954年，陈万里先生将此壶捐献故宫博物院。
越窑海棠式杯，唐，口径13.2－8.2厘米，足径5.8厘米，高6.6厘米。此杯的口沿和杯身造型屈曲有致，犹如海棠花开，杯足较高，外撇。此种造型来源于萨珊金银器“多曲长杯”，具有浓郁的西域风格。此样式进入中国后，南北方瓷窑都有烧制，成为唐代较为流行的式样。
越窑青釉花瓣口碗，高3.6厘米，口径14.1厘米，足径6.5厘米。碗十花瓣口，口以下渐收，平底，里外满釉，釉色青绿，如“嫩荷涵露”、“古镜破苔”。越窑是唐、五代及北宋初期著名的瓷窑。唐代中期以后越窑产品的质量逐渐提高，有“类玉”、“类冰”及“千峰翠色”之誉。此花瓣口碗为越窑具有代表性的佳作。
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
“南青北白”的两大窑系的同时，唐代还烧制出雪花釉、纹胎釉和釉下彩瓷及贴花装饰等品种。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 “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
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白釉绿彩枕，高9.5厘米，长16.5厘米，宽10厘米。枕长方形，圆角，一侧有孔。枕面白釉地，中央以绿彩绘4朵菱形花纹组合成的大菱形图案，四角又各绘小朵花纹。釉面开细小纹片，底无釉。此枕小巧雅致，为唐代瓷枕之典型器。图案简约，画风清新，寥寥数笔，意趣盎然。从此枕上可以看出长沙窑匠师融传统绘画技法于陶瓷装饰中的高超技艺。
珍珠地鹦鹉纹枕，唐，长17厘米。瓷枕腰圆形，枕面以排列细密整齐的珍珠纹为地，中心刻划一只展翅飞翔的鹦鹉，外周辅以白色的卷草纹。枕四周戳印相间排列的圆圈纹及朵花纹。纹饰线条细腻流畅，鹦鹉形象栩栩如生。此枕当为河南密县窑的产品。
巩义窑绞胎三足罐，唐，高11厘米，口径10.7厘米，足径15.8厘米。罐口外卷，圆腹，下承以三兽足。此罐通体绞胎，以两种颜色胎泥绞出木理纹样，并以团花形式表现，是绞胎器物中难得的佳作。
唐花瓷双系罐，高19.9厘米，口径7.4厘米，底径10.7厘米。罐口微外撇，短颈，颈两侧对称各置一系，丰肩，肩以下渐收，平底。近底处刻深弦纹一道。通体施黑釉，近底处露胎。乌黑的釉面上装饰四块灰蓝色斑块，似色料自然流淌而成，妙趣天成。
黑釉蓝斑壶，高15.6厘米，口径7.5厘米，底径8.6厘米。壶撇口，短颈，椭圆形腹，平底，肩部一面为流，相对一面为双带形曲柄，另两面各有一系。通体施黑色釉，里满釉，外部施釉不到底。口、肩等部位施灰蓝色斑纹为饰。
此壶造型为唐代典型器，其丰硕的壶体显示出大唐盛世的风韵。釉面色调黑白分明，以大块色斑点缀器物，质朴而凝重。此件花釉壶应为唐代河南鲁山窑的产品，因为相同类型的瓷器残片标本造鲁山窑窑址中有发现。
花瓷腰鼓，长58.9厘米，鼓径22.2厘米。腰鼓广口，纤窑，鼓身凸起弦纹七道。通体以花釉为饰，在漆黑匀净的釉面上，泼洒出块块蓝白色斑点，宛如黑色闪缎上的彩饰，优美典雅。此鼓造型硕大规整，线条柔和，纹饰奔放，通体漆黑明亮的黑釉与变幻多姿的月白色釉相衬托，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画面，如云霞飘渺，似水墨浑融，装饰效果极强，是唐代瓷器的传世精品。
巩义窑绿釉小壶，唐，高5.8厘米，口径3.3厘米，足径3.9厘米。壶撇口，圆唇，短颈，扁圆腹，平底。肩部一侧置短流，对应的一侧有连于口于肩的柄，柄上下端各有一圆形装饰。施釉不到底，露胎处呈白色。此壶造型小巧圆润，具有巩义窑器物的典型特征。此窑还生产这种造型的茶叶末釉、白釉、黑釉小壶。
褐釉模印贴花双耳罐，高19.2厘米，口径12.6 厘米，足径14.2厘米。罐唇口，直颈，丰肩，圆腹，腹下敛，平底。胎呈灰白色，器身施褐中泛黄色釉。肩部有对称方形双耳及四朵模印贴花纹。近足处一周及底部素胎无釉。此罐系唐代长沙窑器物，唐代长沙窑是当时中国大量生产釉下彩瓷器的发源地，它开创了瓷器彩绘装饰的新途径。
唐代长沙窑瓷器特色鲜明，首先是釉下彩绘的发明，突破了青瓷的单一釉色。其次是釉下彩绘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涉及山水、人物、花鸟等，题材活泼生动，具有写实性。其三是模印贴花工艺的大量运用，并用褐彩题写五言诗或六言民歌。此风始于长沙窑，至宋元两代发展到极盛。
邛窑青釉褐彩四系罐，唐，高18.2厘米，口径9.8厘米，底径9.2厘米。罐直口微撇，丰肩，肩以下渐收，平底。肩部置四系。通体内外施清灰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口部及四系处涂以酱色釉斑。此罐为四川邛窑产品。
(公元907到979年)五代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
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越窑青釉刻莲花纹盒，五代，通高4.8厘米，口径8.8厘米，足径5.4厘米。盒直口，外撇圈足。盒盖面坦平，直口。盖面刻花，中心为一莲蓬，外环莲瓣一周，盖边与盒底中腰各有弦纹一道，盒里外及足内满釉，釉呈青黄色。五代时期的越窑质地细腻，胎体轻薄，釉面光滑，造型趋于秀美，刻花技法更加成熟。这件越窑刻花盒为五代时的瓷器精品，器物施满釉，釉薄而均，明显与唐代越窑不同。
五代时期，更多注重花纹装饰，刻花、印花、划花技术发展到了高度成熟的阶段。装饰题材进一步拓宽，人物、鸟兽、花草一应俱全，其莲瓣纹是越窑瓷器装饰中最具代表性的纹饰，莲瓣宽厚肥硕，有的花瓣中还有脉络，花瓣层次重叠者居多，单层者较少。此盒所刻莲瓣线条圆润，刀工犀利，技艺娴熟，富有真实感，显示出越窑装饰的发展与成熟。
越窑青釉执壶，五代，高19.7厘米，口径9.7厘米，足径7.6厘米。壶撇口，短颈，溜肩，长圆形五瓣，浅圈足。壶身一侧置弯流，另一侧置连于口、肩之间的曲柄，肩部置对称竖系。壶内外及足内满施青釉，釉面开细碎片纹，壶流根部极釉出产生窑变现象。经对唐、五代墓出土陶瓷执壶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与唐代执壶相比，五代执壶的构造更趋于合理，特别是壶流明显加长，便于实用，这件青釉执壶就是最好的例证。
秘色瓷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
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
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八棱秘色瓷净水瓶，高22厘米，口径2.3厘米，腹径11厘米，底径8厘米，重615克。小直口，圆唇，细长颈，矮圈足。颈下有三条平行凸棱，呈台阶状，肩部丰满，肩、腹部为瓜体形，有八条竖向凸棱。青灰胎，胎质致密，釉质为青绿色，釉层薄，内壁开细碎冰片，胎体颗粒细腻均匀，颜色通体一致，线条大方，造型优美。出土于法门寺。
侈口秘色瓷碗，口径24.5厘米，高约7.5厘米，重753克。平折沿，侈口，斜壁鼓腹，内底平，外底凹，通体施青釉，均匀凝润。外底有支烧痕。出土于法门寺。
五瓣葵口秘色瓷盘，高约7厘米，口径约24厘米。五壁葵口，斜壁深腹。通体施均匀凝润的青釉，肥质灰白坚密，底外壁有托珠支垫痕。唐懿宗供奉，由于秘色瓷在制胎施釉及烧造等方面所独具之特色，使烧制成型的秘色瓷器似冰类玉，在光线的照射下，盘内无中生有，似盛有水，清亮明澈，玲珑剔透，恰是徐夤笔下”巧剜明月染春水”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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